國家重商主義與東南亞貿易風

國家重商主義商朝以商立國，春秋營商著稱於世的，首推鄭國，有名的愛國商人弦高，就是鄭國人。管仲是中國第一個“重商主義”者，”所以他的施政方針，即是以政治的力量，發展經濟，以經濟的力量，推動政治。“天下之商賈，歸齊者如流水”。在陶朱公那個時代，鄭國已經衰落，這時貿易最發達的地區是在齊國。
另有一種說法，範蠡佐越王勾踐複國後，退隱于齊，到了齊國，範蠡改變姓名，自稱爲“鴟夷子皮”，經商致富。而第三種說法則稱范蠡師承計然(或計倪)，計倪即越語發音〔蠡〕，或爲同一人。范蠡爲逃避其國徵召，再從齊國出走居陶，陶在魯西與河北交界的定陶地方，改名陶朱公。楚人猗頓請教陶朱公，以畜牧累富牛羊滿山谷，膾炙人口。
又有稱『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文種賜死後，范蠡攜帶珍寶珠玉，與他的家人門客，悄悄乘扁舟出海。反正范蠡寧可做個富商巨賈，不肯爲國家效命。又相傳西施是跟著範蠡一起走的，後者就很逗人興起浪漫遐思。
海上絲路的形成中國海外華商經貿網路的肇基始于宋元時代，到15世紀初基本形成，在17－18世紀經歷擴張和發展而達到頂峰，從而形成一個以中國市場爲中心，遍及北起日本、中國大陸沿海地區、臺灣、南洋、南亞商貿網路。
新加坡1819年英國殖民者萊佛士(Stamford Raffles)從柔佛蘇丹手中強行購買到新加坡後，即將之建設成自由港，使之在短期內成爲暹羅、柬埔寨、占城、交趾支那等東南亞國家和中國商人集合貿易的中心，同時也成爲英國和印度産品(紡織品、鴉片和金屬製品)的集散中心。新加坡很快就吸引了中國商船，他們載運著生絲和便宜的中國貨物到那裏，以交換中國市場暢銷的馬來亞、蘇門答臘和汶萊的木材。據說由於中國船的到來，使新加坡的對外貿易在1823年就超過了巴達維亞〔注〕。
香港香港在鴉片戰爭後，割讓英國貿易通商，隨後也在歷次的不平等條約下，逐步向九龍、新界擴張殖民地，而於四九年〔大封鎖〕後，成爲東方之珠，今天的上海，廣州，正在恢復這個從十一世紀就已經萌芽的海上經濟模式，可是，這個經濟體制背後，存在著嚴重的認知落差。其中，中古商業城邦──占城的滅亡，就是一個例子。
清末，臺灣被鄭成功從荷蘭人手中奪回，台島以漳州、泉州兩個港口貿易城市的移民最多。日本統治臺灣時期，即以臺灣爲經營南洋的跳板，上個世紀中，國民黨以內陸政權的姿態收復臺灣，創造出的臺灣經濟奇迹，形同一個封建政權與海外殖民結合，南洋城市殖民經濟與國家資本主義的競爭關係，最終結束了國營，省營，党營企業，回到了城市經濟的模式。
占城，在越南的歷史資料不全，鄂盧梭雖曾發表「占城史料補遺」，到目前還沒有人能作更詳盡的占婆史，並且較之1983年艾慕涅（Aymonier）所發表的「占婆史」已有長足的進步。 至於他其他的論文，經馮承鈞漢譯介紹的，也只有「宋初越南半島諸國考」及「秦漢象郡考」二篇而已。
城邦經濟──占城模式『越絕書』記載，占婆國爲古之「胡孫」，王號俱冠以範姓，即范蠡後裔。
第一世紀末，占婆(爪哇)人由爪哇北移，西元一零二年，東漢和帝永元十四年，范熊、範逸禦占婆人佔領象郡迤南壤，建立林邑王國，範文造宮室城池。范佛王時奉婆羅門教自稱梵大王，世爲交州之患，位置約就在交州以南的越裳國境。
六朝歷代討伐拓邊曾建闍盤城，範後世朝貢中國。唐貞觀或至德後，範文龍被弒，更號環王國。唐初置林州、景州，曾沒于林邑，唐憲宗元和四年林邑爲張舟所滅，南徙建占城國，宋代正式名爲占城。
占城居南海中，自瓊州航海順風一晝夜可至，自福州西南行十晝夜可至，即周越裳地。
國家資本主義──只許州官經營在中國封建時代，統治者爲了追求海外奢侈品，由朝廷或各級官府直接組織海外販運活動屢見不鮮。早在漢代，朝廷就曾派遣宦官率領，召募民間商人組成商隊泛海，以黃金、什紹交換海外的明珠、壁流離、奇石、異物之屬。宋代，朝廷亦曾“遣內侍八人，資救書、金帛，分四綱，各往海南諸國，勾招進奉，博買香藥”。這種官方出本並組織經營的航海貿易，可稱爲“官本貿易”。
晉代石崇使客航海，經營海外貿易致富，所謂珍寶奇異，毒冒(玳瑁)、翠羽、犀角、象牙、沈香、珊瑚、香料等是也，以交址(交州)、廣州爲集散中心，唐宋置市舶司管理舟舶通商事務。
而交州最初之海外市場曰雲屯州，由葫蘆島、棋盤島等島群構成，開埠遠早在十一世紀，至一一四九年以爪哇、暹羅、欽、廉、交、廣諸商客雲集海東，乃於海島設雲屯莊俾益稅收，繁榮直至十六世紀末，明總兵鄧鍾所繪「交州圖說」記載其地。
唐朝設市舶司，管理海外通商貿易。〔各舟舶司舵千里眼順風耳，概爲昆侖奴。〕唐代，中國人習慣把來華的外國使者和商人稱作“蕃客”、“蕃商”。在這些蕃客、蕃商中，阿拉伯穆斯林所占比例最大。
北宋時僑居在廣州的蕃客居多，南宋和元代，居住在泉州的蕃客居多。宋朝沿用唐朝管理蕃商的辦法，在貿易繁華的廣州、杭州、明州等地設置市舶使，“掌蕃賀、海舶、征榷之事，以〔來遠人，通遠物。〕”。
南宋政府偏安江南一隅後，對蕃商更爲重視。南宋紹興六年，泉州的知州連南夫建議，對從事海外貿易的船首，如果能招誘其他船隻來華，政府從中抽解物貨所得，價值達到五萬貫、十萬貫者，可以按成績授給官職。由於宋朝政府的積極招徠，大食商人來中國者日益增多，“占城、大食之民，歲航海而來賈於中國者多矣”。
北宋初年，朝廷“詔諸蕃國香料寶貨至廣州、交趾。泉州、兩浙，非出官庫者不得私相貿易。泉州最有名的回回商人是蒲壽庚，其向背竟然關係到宋朝的存續。
南宋企圖依靠薄壽庚財力物力繼續抗元，升其爲福建廣東招撫使兼福建提舉市舶，總海上事宜。元朝極力招誘蒲壽庚集團。南宋張世傑護送端宗到泉州，蒲閉城門不納，世傑奪蒲船400多艘而去，蒲殺南宋宗子3000多人後降元，元統治者因此掌握南宋所有的海舶。蒲壽庚降元後，受封爲福建行省中書左丞，權勢灸天，在海外貿易上更是獨佔鰲頭。
巨商王元懋出身寺院雜役，學蕃語後泛海往占城，占城王招爲婿，後歸泉州，成爲大海商。明初鄭和下西洋所知的定居在爪哇和蘇門答臘華人群體以廣東和漳泉人爲主，相信應是宋元時期移居到海外的。
　中世紀時，占城是印支地區唯一的穆斯林。九世紀以來，占城國跟中國已有經濟貿易往來。以故明回族太監鄭和七次下西洋，有五次皆經過占城，其中第一次爲聯絡攻打安南，停留最久，再直下爪哇〔回教國度〕，新加坡〔龍牙門〕，創下國家資本主義貿易的概念。
朱印船日本德川家康時期，持有其渡航許可證的所謂朱印船，要求對方國家能予以充分保護，使貿易能順利進行。即送出書信給安南、呂宋、柬埔寨、暹邏、占城等諸國政府。
元代商人直航阿拉伯的情況比宋代普遍。《島夷志略》的作者汪大淵曾先後兩次“附舶以浮海”，他在書中提到了波斯離（巴士拉）、天堂（麥加）等地。14世紀時，商人楊樞搭乘“官本船”到達過忽魯謨斯（霍爾木茲）。
　　元朝推行大規模的官營航海貿易活動，主要有三種：使臣貿易、斡脫貿易和官本船貿易。 如同今天的貿易代表，洋行代理，進出口公司。
元代，朝廷派遣特命使臣，到海外替皇室採辦貨物之事經常有之。 “每歲下番使臣，進貢希奇物貨”。大德時，朝廷派遣使臣答述丁等“欽資聖旨，懸帶虎符，前往馬合答束番國。征取獅、豹等物……又愛祖丁等使四起；延桔七年(1320年)，“遣馬紮蠻等使占城、占臘、龍牙門，索馴象“。龍牙門就是指今天的新加坡。
整個元代，元朝派出的使臣交馳穿梭子海上，足迹遍及海外諸國，甚至遠達東非和北非，航海貿易之盛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的。
元朝海外貿易使團“例從中書省聞奏差遣，其餘諸衙門近侍人不得干預”。使臣又可佩帶牌符，牌符是元朝皇帝頒給將領、官僚和使臣，用以標明身份和等級的憑證。牌符式樣有多種，賦予的特權也不相同。使臣持望書，佩牌符，猶如皇帝親行，權力很大，沿途站赤(繹站)必須供給鋪馬、站船，並徵發民候，擔運物質，以抵達下海的港口。
使臣“奉朝旨，飛舶浮海與外夷互市，是有利於遠物也”，其任務就是爲皇室採購搜羅各種海外珍奇異産，所以所動用資金往往極其驚人。至元十年世祖遣使持金十萬兩往獅子國市藥，時“以錢爲准，每鈔二兩倒白銀一兩，十五貫倒赤金一兩”。此次動用資金即合一百五十萬貫。又至元二十二年(1282年)“遣馬速忽、阿裏費鈔幹錠往馬八兒圖求奇寶”。鈔每錠折錢一百貫，所用資金亦達十萬貫之矩。然而元朝廷幹金一擲博換回來的卻是賞玩之物，對國計民生和社會經濟發展毫無益處，而且使臣貿易是由朝廷一手操辦，官本官辦，與政治特權緊密結合在一起，不僅加重了人民的負擔，而且加強了朝廷對海外貿易的壟斷，從而壓制民間的航海貿易活動，阻礙海外貿易的正常發展，這種貿易形式與社會經濟發展的趨勢是背道而馳的。
斡脫貿易斡脫﹔蒙古語的譯音。源于突厥語，原意爲「合夥」，轉義爲商人。蒙古時期，指經營高利貸的官商。蒙古貴族自己不會做生意，多把金錢交給色目商人，使其貿易納息。自大汗以至諸王、公主、後妃，各出本銀，委託中亞木速蠻商人經商，發放高利貸，稱爲置斡脫。
斡脫是元代一種特殊的商人，主要替官府和蒙古貴族經商或放債營利。元朝政府也利用斡脫商人爲朝廷從事航海貿易，斡脫貿易是元代所特有的一種宮本商辦的經營形式。
西域色目商人自古就往來於中亞和中國西北各地’，從事商業活動，因此蒙古人很早就與色目商人有了接觸。據南宋末年曾出使蒙古的孟洪記載：“其賈販自醚主以下，只以銀與回回，令其自去，賈販以納息，回回或自轉貸與人，或自多方賈販。”
斡脫商人與一般海商不同，是皇室和貴族的商業代理人，有政治作後盾，常以朝廷使臣自居，享有各種特權，故常販運違禁物，以牟取超額利潤，甚至打著爲官府經商的招牌營私自肥。 政府發放的斡脫錢利率較民間高利貸低四分之三，能享受到的自然只是一小批禦用的斡脫商人。斡脫總管府每年發放給斡脫商人用作海外貿易的官錢達數十萬錠。鈔以百貫爲錠，按月息八厘計之，元政府每年可收息錢數百萬貫，由此可見斡脫商人經營海外貿易的規模相當龐大，斡脫貿易對於元朝統治者來說，真是利害位關。
斡脫商人手捧聖旨，特權很大，從事海外貿易，但是斡脫商人是“轉運官錢，散本求利,本身也從中分享利潤，在如何瓜分營利上與官府之間存在著利害衝突。按照元朝規定，斡脫商人販到舶物被視爲“官物”，由行泉府司折成貨款，並按照《市舶則法》，依例納稅，這就引起斡脫商人的不滿。
斡脫商人與元朝政府在分割海外貿易利潤上的爭奪有時也達到非常激烈的程度。有的斡脫商人支取宮錢之後，競往海外不歸，致使元朝廷損失不貨。據高麗方面的記載，元貞元年(1295年)，“
官本船貿易 元朝經營海外貿易還採取了官商合辦的形式，即實行宮本船貿易制度。盧世榮推行的改革觸犯了權貴的利益，爲權豪勢要所嫉。次年四月被罷官下獄，後處死。盧世榮秉政僅四個月，但在財政上頗多建樹，官本船法即其中一項。
至元二十三年(1285年)正月，盧世榮奏請“于泉、杭二州立市舶都轉運司，造船給本，令人商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禁私泛誨者，拘其先所蓄寶貨，官買之。匿者許告、沒其財，半給告者。元世祖對此十分賞識，下令“從速施行”，此即所謂的官本船法。官本船法規定。海外貿易由官方壟斷，實行官商合辦的制度：船爲官造，本白宮出，由官府選擇海商爲政府財東的代理，操以具體的經營，出海從事貿易，回來後利潤按七三開分成。
實行官本船法的另一背景是、元朝初年海外貿易爲權勢豪商所獨攬，盧世榮試圖通過官商合辦，利潤分成的海外貿易，建立官方與權勢豪商分割海外貿易利益的新方式。通過這種方式，朝廷得以操海外貿易之利鼓，但又讓權勢豪商分一杯羹，由此來加強元朝廷的經濟實力，抑制權勢豪商勢力的增長，從而解決當時所遇到的一些財政問題。
爲了推行官本船法，元朝廷一方面投入大筆資金，充作營運本錢。如官本船法創立之時，就一次投入十萬錠；元貞元年(1296年)，“別出鈔五萬錠、令沙不丁等議規運之法響。所謂“規運”，“謂以官本營利者”。另一方面又禁止私人下海貿易，規定，“凡權勢之家，皆不得用已錢入番爲賈，犯者罪之，仍籍其家產之半”，突出地反映了元朝廷與權勢豪商之間的利益衝突和尖銳矛盾。元朝統治者這種企圖禁鋼私人海商資本，由官方全面壟斷海外貿易的做法注定是行不通的，盧世榮被誅之後，官本船法雖繼續推行，元朝廷亦於元貞二年—(1296年)、延桔元年(1314年)、至治二年(1322年)先後多次重申禁令，由“官自發船貿易”，但是權貴豪商仍多違法經商，一般海商也私自泛海貿易，朝廷不能禁絕，只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實際上形成了官本船與私人航海貿易並存的局面。 (1323年)，元政府不得不宣佈：“聽海商貿易，歸征其稅”，官本船廢止、官方獨佔海外貿易的企圖終於破産。嘉定商人楊樞受致用院派遣，率官本船兩度至波斯灣國家貿易，販回了豹子、白馬、黑犬、琥珀等奇珍異獸，進獻朝廷。但是海外珍奇的大量進口，對國家財政非但毫無助益、反而是靡費金錢，造成國庫空虛。因此，官本船貿易如同其他官營海外貿易一樣，不免淪爲勞民傷財的弊政，最終不得不宣告中止。
元朝統治者推行的官營航海貿易制度，雖然曾對中國航海貿易事業的發展，起積極作用，但是官營航海貿易活動以官方高度壟斷爲前提，必然壓制私人貿易的發展、也阻礙海外貿易的正常進行。同時，由於封建政治的腐敗，官營航海貿易制度推行起來，弊病百端，最後淪爲擾民傷財的弊政。
　　在中國和阿拉伯的交往中，現出一些著名的人物。大旅行家伊本·白圖泰於元順帝至正六年（1346年）來中國遊歷，訪問了泉州、廣州和杭州。返回摩洛哥後，國王派人將他的遊歷筆錄成書，至今仍是研究宋元時代中國和阿拉伯國家關係的重要資料。1282年元朝四大宗藩國之一的伊利汗國發生政變，孛羅受命出使伊利汗國，先由海路到達忽魯謨斯，然後北上，幫助合罕穩住政局，還參與編輯歷史學名著《史集》。元朝的海運官員楊樞在大德五年（1301年）率官本船出海，向西到達波斯灣，回國時伊利汗國派遣使者隨楊樞一起來元朝。1304年楊樞再次出海，到達忽魯謨斯，並採購當地的白馬、黑犬、琥珀、葡萄酒等滿載而歸。
元代最有名的旅行家汪大淵，於1328－1332年和1334－1339年先後兩次從泉州出發遠航至阿拉伯海、波斯灣、亞丁灣、紅海，他也是第一個有史可查的到過摩洛哥和坦桑尼亞的中國人。他的《島夷志略》對14世紀阿拉伯地區的政治、經濟、航海貿易、宗教作了詳細的記述，留下了珍貴的資料。
　　宋朝政府對蕃商進入內地城市貿易也給予方便，大食等國的商人可以到京城及各州縣進行貿易，由政府發給證明，但必須保證不得夾帶閒雜人員，於是大食商人在華活動的區域較前代大爲擴大。元代海上交通更加繁盛，泉州、廣州、杭州等港口，海船雲集，“蕃貨遠物，異寶奇玩之所淵藪。殊方別域，富商巨賈之所窟宅，號爲天下之最。　　
占城的滅亡──鄭和下西洋據《元史》記載，波斯著名的天文學家劄馬魯丁曾應召于1267年向朝廷呈獻了7件天文儀器——渾天儀、方位儀、斜位儀、地球儀、平律儀、天球儀和觀象儀，同時還進獻了新的紀年法《萬年曆》。中國的數學也吸收了阿拉伯的曆算、代數、幾何和三角的一些成果。歐幾裏德的《幾何原本》通過阿拉伯人的介紹傳入，成了宋元時代中國數學家的命題和解算理論。受阿拉伯數學的影響，中國數學家開始採用數碼，並且用“0”表示空位。因此，鄭和下西洋的航海與天文知識應該相當充分。
除了監軍，平藩，通使，貿易，應該屬於綜合目的，出航的船隊規模浩大，〔寶船〕多至數百艘，從員士卒動輒二、三萬人，是屬於一種國家經營的資本主義，以至於多次巡航印度洋與南洋間穿梭，卻沒有征服和殖民的行動，頂多如捉拿海盜陳組義，所以，鄭和遠航，應該屬於一種大規模的國家資本主義貿易。
越南始號大瞿越，歷朝以南進爲訓，持續累世與占城衝突。1306年南越陳朝英宗，以玄真公主嫁占主制旻，而收以烏州(廣治)、哩州(承天)爲聘禮，改名爲順化州。
燕王朱隸〔靖難〕即位南京之後，1405年，遣鄭和通占城攻交趾，置三司、十七府。隨即七次下西洋，實行的就是海上絲路的官本貿易模式，從此，占城的貿易樞紐地位又被南京，廣州所取代，大量東南沿海華人，在明朝的聲威之下移民南洋，並與日本，爪哇回民，阿拉伯人荷蘭人發生遭遇。
明朝後期，因爲宦官與大臣的鬥爭，加上〔倭寇海盜〕騷擾，下西洋成本提高，效果不明顯，明朝開始海禁鎖國。占城複起，與安南交互征伐，勝則屠戮掠奪，敗則請明師相助。
1563年，海盜林幹道被明王朝將領俞大猷追擊，敗走臺灣高雄，後再逃往越南占城。迄於一六五二年，占城降于阮越，今越南名順化古城。
占城王國，一切典章文物，文字及城郭服飾等，皆與宋、明相類似。明亡之後，越南以明流亡精英，向南開墾西貢南圻下六省之地，西貢取代占城，成爲富庶貿易城市，迄于清末法人侵佔西貢。越南沿海卻從此變成一個狹長如智利的國土形狀，這個歷史原因，頗堪玩味。
沿海商業盛況越南南北朝時期，對各地經營大致上是以占城的經濟模式，但以明朝海外正統自居，對華裔移民特別優待。十七世紀初，阮鄭南北交兵，各羅致人才，招商賈開礦藏，購買硫磺石硝火藥等原料備戰。中部萬甯會安商業繁榮，最初禁止南北商人雜處，僧道流寓財豐者需要納捐，但免征徭，招募〔清人〕開礦多潮州，韶州人，場廠雇傭動輒萬計。華商開闢會安鋪，建築宗親會館及文聖廟。日本商建石猴橋，漸擴展市區達於峴港市東，名日本町。洋販有波斯，印度，爪哇，阿拉伯及西歐諸國。閩商魏九官微爲阮福瀾國主秘友，貸于千金轉長崎經商無吝色。大儒朱舜水流寓會安市十三年，海南處士吳世璘字元瑾寓富春京。歸仁市，慶和寧和市，芽莊俱成商埠，南圻西貢最繁盛，迄于富國，堅江，鎮江等七社，皆華人開發貢獻，故阮朝頒令給予華人居留權。
越南對北客的優待華僑並助阮福映複國，1753年南越奠定，1802年全越統一，1803年准河內北客設戶籍，1804年免嘉定明鄉人徭役，次年秋頒真臘通行印，由巴忒海口(九龍江)出入。華裔越母者，准入明鄉籍但不可回國，明鄉籍不需當兵，徭役，納半稅優待，應試出仕，社長與越社同。1814年委託清商謝明周，周泗記已銀一萬兩廣東採辦，1815年，詔准明鄉人潘嘉成爲北城監征清人寓居稅，歲輸銀一千五百兩。1819年，開浚西貢安通河床，名〔中國河〕。
十九世紀初，越南當時相對於世界其他地區，簡直繁榮興盛達於頂點，乃吸引歐洲資本主義東來，殖民帝國主義覬覦中國財富，終至與中國俱淪爲殖民地地位。二十世紀，日本帝國主義，亦於二次大戰，以臺灣爲基地，南下南洋，橫掃新加坡馬來半島，這種歷史上東西方交鋒的背景，終於爲國家資本主義寫下了歷史。
於是，東南亞季風，又名貿易風。